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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的名称由来古族名。汉晋时,居住在滇西滇东和滇中山区的“编发,随畜行徙”的一些部族,叫昆明诸种,或昆明之属。是云南境内人数比较多和分布最广的民族集团。当时,汉人把云南境内各少数民族又泛称为“夷”或“夷种”。称大种曰“昆”,小种曰“叟”。与昆明人同时存在的还仍有嶲(音西)、笮、邛等同族部落。属于“随畜迁徙,毋常处,毋君长”的原始社会时期。他们多次阻断了汉武帝寻求通身毒(印度)的通道。东汉时,刘尚渡泸击“昆明诸种”追至不韦(今施甸)并在洱海和保山地区设西部都尉(后改为永昌郡),管理这一带的“昆明”人。住在滇池以东的“昆明”人,在他们住地都留有“昆明”这个地名。诸葛亮南征后,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。“青羌”,与交纳赋税的賨叟不同。他们当是住在山区从事游牧的“昆明”人,与住在坝区从事农耕的“僰”、“叟”人处于垂直分布状态。史载三国时云南有所谓“上方夷”和“下方夷”之分。“上方夷”即是山居的昆明人。西晋以后,朱提郡的“叟”人和“僰”人大量西迁,滇东遂成为“昆明”人的主要聚居地区。由于居住在“爨”氏统治地区的东部,后来又称为“东爨”。但族属上区别于“西爨”。蜀汉时,原居住在滇西的“昆明人”,又大量移居至滇中和滇东北与原来居住在那里的“昆明”人汇合。隋唐五代时聚居在滇东北的昆明人曾建立过“罗殿国”。“滇僰”西迁和“昆明”东迁,是东汉至隋唐时期民族迁徙的主流。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曲靖地名由来因古代此地属曲州及靖州,故得“曲靖”之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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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专家说,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,最早有姓氏的只有3个民族,即广东连南瑶族、俄罗斯族和白族。除非较为边僻的那马支系,白族都少不了有姓氏,这显然是受汉族的影响,即姓氏一直成为了汉族或白族区分血缘关系的标志。隋末唐初居住在洱海边的白族先民“河蛮”就拥有“数十姓,以李、赵、杨、董为名家”。至今,我们在白族民居的照壁上还能够普遍见到四个题字,除了有“紫气东来”“苍洱毓秀”等外,还有“百忍家风”(张)、“清白传家”(杨)、“工部家声”(杜)等等,其典就出自汉族的名人传说。此和“来自南京应天府”的说法一样,都是想把自己的祖系拉扯到汉族那里。白族人取名喜欢用神、日、月、山、海、花、鸟等象征着力量和美丽等词汇,白族名字中常用的“易长”“大日”“观音”“妙音”“天王”“那陀”“诸天”等都是佛、菩萨的尊号,而“般若”“腧城…‘金刚”等,则是经典名称,“梵僧”为初传佛教密宗的印度僧人。南诏中期以来,特别是大理国时期,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成为全民信仰的宗教,许多虔诚的阿叱力,乃至一般的信徒,都诵持佛典,修行本尊。因而往往以本尊或佛典之名号为己名。在这些名号之中,用观音起名者比较多,这也是因为佛教密宗教派特别崇拜观音的结果。总之,用修行本尊或经典为名的习俗,是深受佛教密宗教派影响所致,是白族起名习俗在佛教密宗教派流行之后而引起的巨大改变。白族人起名没有姓,白族先民最早采用汉姓,当在汉晋之世。据史书记载,诸葛武侯南征之时,赐白王仁果之九世孙龙佑那姓张,称张龙佑那。到初唐时期,张龙佑那后裔张乐进求曾受唐封赐,为三赕白大首领将军。梁建方《西洱河风土记》称洱海周围有数十百部落,有数十姓,杨、赵、李、董是名家。《蛮书》载渠敛赵(诏),大姓有王、杨、李、赵四姓。足见在隋唐之际,汉姓在洱海周围的白蛮之中已较为流行了。《南诏德化碑》碑文中可辨识的汉姓有五十个,《南诏图传》中有十六个,说明南诏时代汉姓的采用早已很流行。从没有姓氏的父子连名制到“冠汉姓父子连名”制,是汉文化对白族取名习俗所起的巨大影响。冠姓起名渐渐形成了白族人的取名习俗,尤其是冠汉姓比较多。冠汉姓的父子连名制中,由于白族语音节的特点,用汉字记录下来的名字中就出现了“三字名”或者是“四字名”。如《南诏德化碑》碑文中的三字名有张高大山、秦爱波罗、李虹美丽、周田共同等十人,《南诏图传》中有王喜进取、刘望高贵,《蛮书》中有刘王起生、蒙大网罗、李非乐进、许不罗菲、章花信苴、杨丽春晓。这些姓名之中,第一个字为汉姓,中间两个字往往代表一种意义,如“信苴”为王子,“乐进”为虎王,“波罗”为老虎。南诏中后期,在白族的三字名中,又出现了一种带有佛号的三字名。即第一个字为汉姓,中间两个字为诸佛、菩萨尊号或佛文名,最后一个字是本名,此种取名方式在大理国时期颇为流行,元、明时期亦有此风习,见于记录者甚多。如:《皎渊塔碑铭》(立于大理国天开十六年,公元1221年)为“苏那陀智”书丹,碑文中有“高观音政”等三字名;昆明大理国地藏寺经幢《造幢记》中有“高观音政、高观音明”;大理凤仪北汤天董氏家谱碑文中有“刘金刚田、李法华镛、周大乔林”;千寻塔出土石刻佛像之题记上,有“刘药师祥、陈观音锦、赵诸天仑”等。此外,像“陈药师齐明”之类的四字名亦非罕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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